至此，案情已经清楚了。但嘉庆帝不相信，遂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、六部尚书会审。为了对付陈德一人，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，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，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，然而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嘉庆帝一看，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，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，反而会自乱阵脚，造成内部混乱，遂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。

至于陈德为何要“起意惊驾”，还是行刺皇帝，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，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。但后来有关“受人指使”之说持续不断。至于主谋者，一说是官员所为，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。

陈案仅过一月，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“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，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。”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，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“党逆”之事，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“累及无辜”，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”。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，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。

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，则为后来野史记载，如《清代外史》之叙《琰之遇刺》。萧一山所撰《清代通史》采信此说。而关文发教授在《嘉庆帝》一书中认为“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，实难置信”。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，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。

林清是嘉庆十一年(1806)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，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(1804)加入离坎卦教的，嘉庆八年(1803)闰二月陈德“起意惊驾”时他们都还不是天理教徒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“林清党”，陈德又怎能成为“林清党”的一员，而去执行“林清党”所策划的行刺嘉庆的使命呢?山东巡抚同兴如“确已究明了陈德系‘林清党’”，是不敢“擅自以事属既往，善不入奏，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风险”的。

但关文发教授所据为供词，嘉庆八年(1803)陈德是否去山东金乡，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。崔世俊当时没有正式入教，但参与秘密活动也不能排除。限于史料，说陈德行刺嘉庆帝为“千秋疑案”似不为过。_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