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9月，半岛战场的僵持僵局终于迎来打破的契机。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司令、副司令员杨将军、朴将军联名致电中央军委，正式提出对“联合国军”发起全面战术反击的作战建议。

电文中，三位指挥员清晰阐述了作战构想：“为争取谈判主动权，狠狠打击敌人嚣张气焰，我方计划以第三十九军、第十二军、第六十八军为核心作战力量，各选取三至五个预定目标，展开持续性战术反击作战。一方面力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，另一方面在与敌人的反复拉锯争夺中，大量杀伤其兵力；其余各军同步选定一至两个目标，配合主力部队发起攻势。预判我军全线反击打响后，敌军必然拼死争夺，甚至会发动报复性局部攻势，这恰恰能为我军创造大量歼敌的有利战机。以上作战方案是否可行，恳请军委迅速批示，以便各部即刻开展战前准备。”

这一反击提议，有着极为紧迫且复杂的现实背景。彼时，美方凭借所谓俘虏人数占优的片面优势，自以为掌控着谈判主动权，顽固要求中朝方面接受俘虏“自愿遣返”的无理条款，全然无视国际公约与谈判基本准则。中朝代表团对此严词拒绝、寸步不让，双方谈判彻底陷入破裂，战场局势再度剑拔弩张。

而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充分休整、装备换装与针对性实战训练，志愿军各部队战斗力实现大幅提升，加之志愿军空军力量日渐成熟、逐步投入战场协同作战，我军已然具备了发起战术反击、主动出击破局的雄厚实力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段深埋全军心底、未曾宣之于口的悲愤缘由。在冷枪冷炮运动全面开展之际，第六十七军李军长不幸染病。当时六十七军正召开军党委会议，他满心期盼病情尽快好转，能亲自参会听取战况汇报、亲临一线指挥战斗。

可事与愿违，李军长的病情持续加重。与此同时，“联合国军”发起的“春季攻势”全面打响，此次攻势投入的兵力规模、武器danyao数量，远超1951年的“秋季攻势”，敌人更是丧心病狂地动用了化学武器、细菌武器。

在残酷的战场环境中，李军长不幸遭到细菌感染，病情急速恶化。军政委多次劝说他立即前往后方医院接受专业治疗，可他始终坚守在指挥岗位上，强忍病痛统筹指挥作战，坚决不肯撤离火线。

最终，李军长因细菌感染引发败血症与脑膜炎，头部肿胀异常，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、多方医治，依旧没能挽回生命。1952年7月8日13时，李军长壮烈牺牲，从发病到离世仅仅8天，年仅38岁。

军长的牺牲，成为第六十七军乃至全体志愿军将士心中一根深刺的钢针。所有人都清楚，他的离去，是美帝国主义悍然使用灭绝人性的生化武器所致，全军上下满腔悲愤，复仇的怒火在心底熊熊燃烧。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，将士们只能将这份悲痛与愤恨深埋心底，静待作战时机。

直至美方在俘虏问题上不断要挟中方，甚至做出有损国格的挑衅举动，彻底引爆谈判矛盾、导致和谈完全破裂。邓司令等志愿军指挥员敏锐判断：反击的时机已然成熟，随即向中央军委呈上了这份反击作战申请。

9月12日，也就是收到电报的两天后，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回复：同意此次反击作战计划。

当然，邓司令选择在这个时机发起全面反击，绝非单纯为了泄愤出气。得益于坑道战术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发展，志愿军彻底解决了阵地防守、后勤补给等核心难题，成功将前线战线牢牢稳定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