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主从未替她说过一句话。

不止如此。原主嫌她碍眼，每次看见她都皱着眉绕开，像躲一只脏了爪子的猫。过年拍全家福的时候，摄影师说“一家人靠近一点”，原主往沈建国身边靠了靠，和沈念之间隔出一个人的距离——那个空隙在照片上格外刺眼，像一道被扯开的伤口。

原主二十五岁生日宴那天，家里请了很多人。客厅里摆了三桌，客人们穿着体面的衣服，端着酒杯，笑声在吊灯下面回荡。沈念负责端盘子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卫衣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在一群衣着光鲜的人中间像一只误入鹤群的麻雀。

她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酒杯。

红酒泼在桌布上，洇开一大片深红色，像一滩血。客人们安静了一秒，所有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——好奇的，嫌恶的，看热闹的。

原主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甩了她一耳光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清脆得像折断一根树枝。沈念的脸歪向一边，左脸颊上立刻浮起五个红指印。她没哭，也没捂脸，只是低着头，慢慢退到角落里。

客人们愣了一秒，然后继续喝酒聊天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沈念九岁那年发高烧，烧到四十度，浑身抽搐。她躺在佣人房那张硬邦邦的床上，嘴唇烧得干裂起皮，额头烫得能煎鸡蛋。她喊了几声“妈”，没人应——原主在客厅打麻将，麻将牌哗啦哗啦地响，夹杂着“碰”“杠”的笑声。

原主嫌麻烦，让佣人送她去小诊所。佣人抱着她走了二十分钟，小诊所的医生给她打了一针退烧针，说“再晚来一个小时，脑子就烧坏了”。

佣人后来偷偷告诉沈念，那天晚上，沈建国从外地赶回来，抱着她冲进医院。他在急诊室外面守了一夜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。但原主一次都没来看过。她打完麻将，敷了面膜，睡了。

沈念醒来后，护士给她量体温，一边量一边说：“你爸守了你一夜。你妈呢？”

沈念没说话。她把脸转向窗户，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。

三天前，沈建国车祸身亡。

沈念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正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。电话那头是交警的声音，公事公办的，像在念一份菜单。她握着手机的手没有抖，只是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攥紧了，指节泛白。

原主的第一反应不是悲痛，而是遗产。

她有自已的儿子沈浩，八岁，虎头虎脑的，刚上小学二年级。她要争最大的份额。

怎么争？把沈念踢出局——她没有血缘关系，没有正式收养手续，在法律上跟沈家没有半毛钱关系。最好赶走，赶得越远越好。

原主开始行动。断生活费，把沈念的饭卡停了；关阁楼，把她从佣人房赶到了顶层堆杂物的阁楼；还联系了精神病院的人，打听“怎么送一个未成年人去做鉴定”。

但沈念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昨晚，她从阁楼爬下来。阁楼的窗户很小，她瘦得像根竹竿，刚好能钻过去。她顺着落水管滑到二楼阳台，再从阳台翻进客厅。

客厅里灯火通明，原主正在跟律师谈遗产分配的事。沈瑶坐在旁边玩手机，沈浩在楼上写作业。

沈念浑身是灰地冲进来，站在客厅中央，当着律师的面，把原主做的那些事全抖了出来——

“你不给我饭吃。你把我关阁楼。你想送我去精神病院。你想独吞遗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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